为传播校友事迹, 传承外院精神，校友工作办公室将深入采访各行各业的优秀外院校友，通过聆听校友们的讲述，回顾学院发展的点点滴滴，记录校友们青葱的校园记忆，分享校友们在各行各业的经历与感悟，与校友们共同祝福交大外院，共同传承“交古通今，学贯中西”之精神，许下未来之约。专访传播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校友会及学院官网、学院公众号和学院微信群。
校友介绍
倪传斌，男，湖北荆州人。2001年3月至2004年4月于17吃瓜 攻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任南京师范大学17吃瓜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楚天学者”和“巴渝学者”兼职教授，兼任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第二语言加工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曾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2015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2014年），在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心理学报》和《当代语言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37篇（第一作者75篇），独立出版学术专著3部、合著1部、出版教材2部，发表译文27篇（约20万字）,主持并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3项，现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1项。
个人履历
1982年就读于武汉医学院荆州分院临床医学专业；1985年被学校派往江汉石油学院英语师资班学习；1988年7月－2001年3月在长江大学医学院工作，历任医学英语助教、讲师（1993）和副教授（1998）。其间，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科技英语系攻读专门用途英语（医学英语）硕士学位（1990－1993）。2001年3月－2004年4月在17吃瓜 攻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2004年9月－2006年6月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并晋升为教授（2006）；2006年7月－至今在南京师范大学17吃瓜 工作。
采访内容：
问：为什么选择在交大外院读博？她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在踏入交大校园之前，您对她有着怎样的憧憬？
倪：我在1993年硕士毕业之后，回到位于湖北荆州的长江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前，曾在《中级医刊》《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国外医学：运动医学分册》《国外医学：妇幼保健分册》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摘译。基于摘译实践的感悟，随后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语言与翻译》等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期刊论文。在取得这些成绩后，很快就感觉到了我的翻译实践与研究进入了瓶颈期。这是因为基于医学文本的摘译实践，已不再具有挑战性；与此同时，基于翻译技巧的研究论文发表，亦越来越难。在与我的硕士导师，国内医学英语的开创者邵循道教授，深入交流后，邵老师推荐我报考17吃瓜 。
为了报考交大外院博士的事，邵老师特地从美国给我打来昂贵的越洋电话。我清楚地记得，他推荐的理由如下：
（1）交大培养了钱学森（1911-2009）、吴文俊（1919-2017）、李叔同（1880-1942）、傅雷（1908-1966）等知名校友。在他们曾伏案学习过的图书馆和教室里，可感悟这些伟人励志的精神；
（2）交大外院在专门用途英语研究上，拥有一支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成员有张彦斌教授、杨惠中教授、王同顺教授等国际知名的学者；
（3）交大外院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科技英语的大型标准语料库——上海交大科技英语语料库（JDEST：JiaoDa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在杨惠中教授的带领下，培养了卫乃兴、李文中和濮建中等我国外语界首批致力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青年学者；
（4）交大外院在大学外语教学研究，尤其是大学英语教材编写上，独树一帜，如：杨惠中教授主编的《大学核心英语》、郑树棠教授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等在国内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应用，已独占鳌头。
（5）交大外院在外语测试研究与实践上，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合作，具有独特的优势，如：杨惠中教授、金艳教授和罗鹏教授参与主办的“英语水平考试（EPT：English Proficiency Test）”和主办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4 & -6：College English Test Band 4 & 6）。
邵老师还特意强调：我如果能到交大外院攻读博士学位，就可以利用一段的时间，认真学习专门用途英语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技术。毕业后，可为推动我国医学英语的发展做出贡献。
在邵老师的竭力推荐下，带着对专门用途外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外语教学研究和测试学研究的憧憬，我有幸于2001年春季，正式进入交大外院攻读博士学位。
问：请简要回顾下您在交大外院三年的求学生涯，当年您选择走上学术道路的初心是什么？在交大的这段求学经历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
倪：大学毕业时，在医学上，我取得了行医执照，具备当医生的资格；在英语教学上，完成了系统的外语知识和教学知识的学习，取得了高校教师资格证，可当一名合格的高校英语教师。当年选择走上学术道理的初心，非常简单，只想好好融合自己的医学与英语知识背景。如果真能把两者融合起来，理论上讲，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带着从事学术研究的初心，带着推动医学英语研究的憧憬，我有幸在交大度过了人生最多姿多彩的时光。回想起来，在交大外院求学的三年，既有起步时的迷茫，也有过程中的痛苦，更有命运垂青后的喜悦。
如果把自己比作一条小鱼，初到交大的我，真切体会到了从小溪游到大海后的迷茫。来交大之前，我享受着硕士导师在医学领域给予的全方位庇护，充分利用自己医学和英语的双重背景优势，在医学英语翻译实践和研究领域，如鱼得水，很快就取得了同龄人难以超越的成绩。到了交大之后，见到了只有在报纸、期刊和电视上才能读到或看到的学者真人，如：张彦斌教授、杨惠中教授、郑树棠教授、俞理明教授、王同顺教授、周国强教授等，感受到了这些大师们治学严谨的风范；也见到了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李文中、卫乃兴、金艳、罗鹏和雷秀云等学长，惊叹于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经过系统训练后过硬的学术素养。很快，我就意识到：即使在伟人们的激励下、在大师们的指导下，以学长们为榜样，充分有效地利用读博三年的时光，也难以达到入学前预定的目标。正是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条件与预定目标的巨大差距，让我这条刚游进大海的小鱼，立即迷失了方向，变得迷茫起来。
如果把自己看成一只蝴蝶，在交大求学的三年，让我体会到了“化蝶”过程中“蜕变”的痛苦。对于我来说，在交大学习过程中的痛苦，主要源于自身学习与学术习惯与交大博士培养方式之间的矛盾。仅从个人视角，我将交大外院博士培养的方式归纳为“强基础、高要求和缓发表”等特征。
（1）强基础。我在大学接受英语的培养方式，与国内当时大多数英语专业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同。我上的是江汉石油学院的英语师资班。当时的江汉石油学院，依托石油部的经费支撑，上课的老师绝大部分是当时极为稀缺的外籍教师。我们除了《精读》、《语法》和《听力》等课程由中国老师主讲外，其他课程均由外籍教师担任。我们当时与外籍教师就像朋友一样相处，骑自行车逛街、外出游玩和到外籍教师家一起做饭。当时的外籍教师上课，对口语和书面语的要求，没有中国教师严格。故我的口语具有浓郁的湖北韵味；书面语也会偶尔出现文法错误。而我对这些，全然不知。因为我每个学期都被外籍教师评定为：他们从未见过英文如此优秀的中国人。的确，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他们见过英语说得非常好的中国人，估计就是我们这样一批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学生了。
于是，带着盲目的自信，我参加并通过了交大外院博士的笔试和面试。外院考虑到我的情况特殊，专门聘请了外籍教师，每周五下午在徐汇校区给我单独纠正发音和规范书面语写作。这一做法，让自信满满的我，既尴尬，也痛苦。第一次上课，我就告诉外籍教师：我的口语和写作，都是外籍教师教的。我记得，交大的外籍老师会心一笑后，告诉了学院让他给我上课的初衷：一旦毕业，就代表着交大外院毕业生的形象。我们是交大，是交大外院，不能不严格。交大的外籍教师上课，与十多年前我接触到的外籍教师相比，强度大了10倍。上课前，我需要准备大量的书面语和口语作业的材料。上课时，需要不断回答和讲解各种问题，纠正各种习惯性的发音。等到坐上返回闵行的校车，我才充分体会到魔鬼训练后的筋疲力尽：在车上，我竟然从来没有醒着看过沿途的风景。而且每次到了闵行校区，都是被司机叫醒。甚至还有一次，醒来后，在黑暗中我隐约看到了室内车库的水泥墙。这是因为司机忘了叫醒酣睡的我，校车已停入车库。
（2）高要求。交大外院对博士的要求非常高，这是我在入学前，我的硕士导师在与杨惠中老师交流后，就曾告诫过我。可是，我只知道要求高，但不知道要求如此之高。以杨惠中老师为我们开设的《语言学名著选读》为例。杨老师在上课前，让我们自己挑选了10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并让我们在一学期内撰写10份独立的读书报告。其中，索绪尔、乔姆斯基、布龙菲尔德和韩礼德等为必选语言学家。我清楚地记得，在基于每一位语言学家的贡献梳理而撰写读书报告时，杨老师的要求是：1）不允许写成期刊发表的综述，因为视角太专，会限制今后知识的拓展；2）关于每一位语言学家的读书报告，一定要系统和全面。要达到“其他读者读完我们的读书报告，就可全面了解这一语言学家全部思想，不用再读其他书籍”的水平；3）完成读书笔记后，我们应该以这一语言学家研究领域顶级的专家身份，参与同行交流。诚然，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均没有达到这一要求。这些标准告诫我：学无止境，博士毕业后仍要反复研读语言学名著。
（3）缓发表。读博前，我已具有发表论文的经验。刚读博时，随着读书越来越多，撰写论文的灵感也不断闪现。进而，撰写期刊论文的冲动，就越来越难以抑制。这时，指导我的杨惠中老师规定，只能撰写不可用于发表的读书笔记。此外，每周一次在徐汇办公室单独授课时，杨老师都会特意强调：“我知道你会写论文，但你必须把语言学的基础打扎实后，才能撰写和发表期刊论文。如果现在着急发文章，基础没有打扎实。以后，你只能当一个三流的学者”。想到好的点子，对于跃跃欲试的我，却不能付诸于文章。我的确非常压抑，几乎要憋出内伤。但这些看似严苛的治学态度为我日后学术研究的严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在交大外院的三年，虽然经历了起步时的迷茫和忍受着过程中的痛苦，但也感受到了命运垂青后的喜悦。能在交大外院读博，本身就是一件让我喜出外望的事。比到交大读博还高兴的是：在全国当时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三驾马车”中，我得到了两位老师的指导。当时的“三驾马车”由17吃瓜 的杨惠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王德春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桂诗春教授组成。在博一和博二，我跟随杨惠中教授学习；在博三，因为王德春老师从上海外国语大学退休后，在交大国际教育学院担任兼职博导，我有幸转到他的门下继续读博。一个学生能师从于“三驾马车”中一位大师已然足够幸运了，而我在博士阶段能先后跟随两位大师学习，应该是最最幸运的了。如此幸运的人，目前估计也只有我一位了吧？
交大外院三年的求学经历对我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彻底的，也是贯穿一生的。归纳起来，对比读博前和毕业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静”。这是经历迷茫和痛苦后，让人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静”。
是的，博士毕业后，家人、同学和朋友们都发现我突然变得安静了。他们都感叹：让人激动和兴奋很容易，而让一个人安静下来，却很难，特别是我这种经过外籍教师培养多年，性格颇具西方人“直率”特色的人。而交大外院三年的读博经历，真的让我这么一位平时爱激动的人，变得安静了。那种读博前常常涌现出来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突然安静下来了。我在研读文献时，对于一闪而过的灵感，再也不会急于撰写成论文，而是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灵感的来源、特点以及发表后的价值。我在撰写完一篇得意的期刊论文后，不再急于投稿，而是放置一周，再以陌生读者的身份研读自己的论文；我在学术会议上，再也不会没等辩方说完就开始硬杠，而是经过仔细思考后才将我的观点娓娓道来。我在完成一项研究课题后，再也不匆忙投入下一个项目的申报，而是仔细梳理文献和构建理论框架，等到研究课题可以出版一本自己满意的学术专著了，才考虑进入下一项目的申报。
问：现在交大校园里博士阶段的交换交流项目、学术会议纷繁多彩，层出不穷的跨学科合作和跨学院的科研合作让人应接不暇。但是每位同学的精力是有限的，您认为在当下就业环境内，是应该在读博时期集中精力在精进本专业学业、专注磨炼本专业的学术素养，还是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交出一份绚丽的学术交流及学生干部经历满满的履历书更能应对多变的就业形势呢？
倪：因为“代间迭代”的速度太快，现在普遍为90后的博士学弟学妹们与年近40才读博的我相比，他们的起步更早、起点也更高。此外，他们更聪明、见识更广、能力也更强。我20多年前的经验和教训，很可能不适合现代的年轻人，极有可能误导大家。故仅以我和我同学的经历为例，谈一谈自己对化解专业学习与其他事务的矛盾冲突时，对“度”把握的感悟，供学弟学妹们参考。
我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好，但我很幸运。我的父母和夫人，都非常支持我读博。特别是我夫人，在读博时，让我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她可能是考虑到我的天赋较弱，加之硕士阶段语言学知识单薄，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她在我读博前就与我分好了工：她负责带孩子和挣钱养家。而我负责专心学习，争取早点毕业。于是，我读博期间的专业学习与其他事务的矛盾冲突，其处理方式就变得非常简单：一心一意读书。的确，我在读博期间，没有任何兼职。而对于学生干部的任职，我也是到了博二下学期，在已经完成了两篇高级别小论文发表和大论文数据已经采集完成的前提下，才担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一职，才开始为研究生们服务。
我的一位同学虽然没有我幸运，但是他理性地兼顾了专业学习和家庭重担。他父母在农村，虽然食物可以自给自足，但每个月需要他提供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他的夫人还在上学，因为专业限制，也需要他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位同学告诉我：在上海，在交大，只要愿意辛苦，完全可以致富，因为学外语的，在上海挣钱太容易了。但他每周只在外兼职一天，以确保自己和家人基本生活的开支。对于面对诱惑而如此有定力，且“度”把握的如此好的同学，在毕业后，获得学术上的成功，是可以预期的。目前，该同学虽然比我小10岁，其积累的学术成果，已远比我多得多了。
对于专业学习与其他事务矛盾冲突的化解，我的理解是：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学习能力不同，虽难以一概而论，但我们只要把握好“度”，量力而行即可。
问：现在回想起来大学生活是否有什么最怀念或者深感遗憾之事吗？
倪：回想起交大的生活，值得怀念的事太多、太多。其中，最值得我怀念的是：QQ约饭。
我读博时，没有微信，只有QQ。苦闷的学习中，最让我期盼的就是中午和晚上的QQ约饭。到了饭点，大家在QQ上留言，相约到食堂吃饭，人数不限，餐厅不固定。我们往往会从不同的地方（当时交大外院的博士，分散在博士公寓、蓁蓁楼等宿舍）到某个餐厅聚会。我们各自买好饭菜，挤在一张饭桌上，畅谈自己的选题、课题设计、研究方法等。我们同学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到成稿，其思路几乎都是在饭桌上完成。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交大读博期间，我参加QQ约饭时，不太讲究仪表。只要天气不是太热，都会穿一件褐色的棉袄。这件棉袄，现在仍是我办公室的工作服（此时此刻也穿着）。虽然好多白色的棉絮已经开始外露，但我一直舍不得扔。因为只有穿上它，才有在交大读博时因“QQ约饭”而获得的才思泉涌。更有趣的是，只要交大师弟师妹们到我现在工作单位拜访，我一定会穿上这件他们熟悉的棉袄，与之合影留念，并把照片发到交大外院博士校友群，让大家分享我们见面时的喜悦，也让其他同学回忆一下在交大曾经度过的美好时光。
当然，交大的学生生活，也留下了许多遗憾。让我最遗憾的是：交大校园的秀美，只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回忆的照片。我第一次走进交大，正值春季。从思源门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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